windows 10 cloud

地方政府在财政吃紧、短期内税源无法扩大的形势下会继续并加速拆迁，通过获得更多土地转让金的方式脱困。

这是房地产业界需要的，更是广大消费者需要的。我们回想2005年以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结果是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的平均房价从6000元/平米上涨到25000元/平米，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从2500元/平米上涨 到5000元/平米左右。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呢？我认为有两条：一是我们的政策从没有搞清楚房价上涨的权重最大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而这是为老百姓说话的民粹情结引导舆论打压、解气，造成无的放矢，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实际供应量没有问题也会因为信息不对称和长期以来人们对政策的不信任而采取怀疑观望、之后便是恐慌性抢购。事与愿违纵然成为了房地产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现在实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结果是提高开发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放缓开发速度（减少供给是提高房价、增加开发成本），暂时搁置房价涨幅问题，这些都是提高价格的推手。不谙世事的社会舆论积极配合让某些人能够自圆其说，一曰房地产开发商太黑控制房价谋取暴利。目前我们又在一个调控期，抑制房价会有一点作用，我的问题是是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回答是肯定的，没有。

为什么调控？为什么屡调屡高？而且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政策对房地产的关注度越高房价的涨幅就越大。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调控需要逆周期调控，也就是在长远的、系统的产业规划下进行事先对策，而我们总是执行顺周期调控，而且不从长远解决系统性原因入手，总是从民众最爱听的角度讲话——大话、狠话、假话、凉话等等等等，但商品供给未增加（哪怕是舆论信息）、民间资本的出路纷纷被堵、房地产开发成本急剧增加等等。日本还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一直处于最清廉的前30个国家之列。

人口数量不断减少和老龄化加剧，成为日本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中国与日本经济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很大的互补性。日本拥有先进的技术、管理和人才优势，中国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不断发展的国内市场，这些都提供了中日经济合作的巨大空间。这里要特别提到日本的企业家精神，他们骨子里追求自己制造产品的完美品质，为达到在同行和客户眼里的称誉，而不惜把99.99%的精力用在0.01%的产品提升上，真正做到精益求精。

中国的许多交通事故都与不守规则有关，要从遵守交通规则抓起，培养中国人的规则意识。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和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不振，使得国内外许多人看好中国，而看衰日本，甚至有不少中国人也认为，中国即将全面超越日本。

国外有不少媒体报道，中国在许多方面已经具备了发达国家的特征，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作为中国人，应该冷静清醒地看待中国自身的发展定位。1987年，日本GDP超过前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但中国的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人口是日本的10倍多，反过来日本的人均GDP是中国的10倍。

过去2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达到10.5%，而日本只有1.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今后五年，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到2015年中国GDP可能达到日本的1.5倍以上。日本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深层问题日本之所以经济长期低迷，有它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在日本很少看到有新建的楼房和新修的基础设施，许多地方多少年都保持原样，强烈地感受到日本的发展已达到完善成熟的程度，没有多少发展的空间和余地。

日本实行严格的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遗产税率从10%到70%，这些都成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手段。在日本看到街上的小汽车，都是擦得干干净净，每家每户每个商店门前也都是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也是不给别人添麻烦的具体表现。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中国发展的定位，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自己，高度重视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的深刻教训，更加重视生态环保和社会发展，全面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人们普遍承认，日本的国民素质很高。

五是日本经济依赖中国特需，但又与中国处在复杂的关系之中。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在军事战略上又依赖美国，构筑起日美同盟。日本经济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低迷，至今还看不到景气和恢复的迹象。虚心地学习借鉴别人的长处和经验，创造性地为我所用，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令我们惊奇的是，出租车司机也都是西装领带，和公司白领没有差别。日本的科研投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4%，其中77%来自企业，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只有2.3%

前者采取社会统筹方式，雇员退休后每月领取的养老金数额是既定的;后者是雇员将缴存的养老储蓄直接转入个人账户，并委托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管理，进入股票证券市场。无论耐克、可口可乐，还是IBM、通用电气还是福特汽车，它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控制和经营商标、品牌、专利、广告、专业诀窍等所谓的知识产权业务，加工制造主要靠海外生产和外包获取成本竞争优势，甚至完全像个虚拟公司根本不搞制造业务，这必然伴随着美国本土就业岗位的海外转移。

以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为代表的新社会民主党联盟推行第三条道路，试图调和新自由主义和福利国家以应对经济全球化，但实质却是比保守政党更积极地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经济的金融化趋势难以逆转，其危机的恢复过程也很特殊。

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导致实体经济长期停滞。总之，主流经济学把全球化描绘成劳资共赢过程，刻意淡化对劳动者不利影响。

当然这绝不是说新自由主义模式是必然的和不可替代的发展趋势。因为它阻碍了在新自由主义之外寻求资本主义多样化发展模式的努力。消费信贷暂时缓解了工资停滞的不利影响，使工薪阶层可以超越实际工资水平维持正常生活水准，住房成为工薪阶层的生活必需品甚至是投资品。克林顿在任期间，美国经历了空前的股市泡沫，争夺社会保障资本成为金融机构业务扩张的主要目标。

三是削弱各国对劳动保护的力度。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能够促进生产性投资和经济增长，但美国大企业生产性投资的主要融资来源从来不是金融市场而是保留利润。

工人会把选票投给承诺改善股票回报而非工作条件的政治家，阶级意识将成为历史遗物。住房价格的膨胀意味着工薪阶层最低生活成本的急剧上升，家庭可支配性收入不断被贬值和透支，最终还原为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的危机。

三、民主党和工会关系的形式化：劳资关系变革的政治困局2008年，随着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以53%的公众支持率入主白宫，不少人期待他和民主党发动一场类似罗斯福新政意义的变革，终结新自由主义模式，恢复到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的劳资合作，开启美国工人阶级的新时代。然而，新自由主义重组和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对美国总体经济产生了悖论性的结果。

该改革方案的实质是为恢复信贷扩张和资产价格泡沫拉动的增长创造条件，有利于华尔街和极少数富有阶层。外包虽会扩大高低技能工人间收入差距，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物价水平，从而提高了工人实际工资。养老基金等金融机构本质上代表资本利益，当其对公司实施股东价值时，必然迫使公司以裁员等手段激化劳资对立。即便出现资本积累危机，分配是否做出有利于劳动的调整，也取决于资本的压力同工人的反抗这二者力量的对比。

标准普尔500企业来自金融业务的利润比重高达40%。对工人阶级而言，失去工作也就失去了控制自己生活和财富的能力，所有权社会实质上是你必须依赖自己的社会。

二、社会保障私有化：捆绑劳资利益的新自由主义改革1.社会保障私有化是金融资本积累的需要社会保障私有化表面看是对人口老龄化、雇佣弹性化、全球化竞争等一系列问题的反应，但作为新自由主义改革之一，目的却是服务于金融资本积累。撒切尔夫人当年曾经说过，新自由主义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相反，低工会化和集体协商的英美等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多数处于贸易赤字状态。但是，私有化使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成本变得日益高昂，工薪阶层的处境更加艰难。